给中医学自身发展开个“方”
中国中医药报 2010-03-19
□ 赵荣波 山东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其思维方式与西医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轨道。在西医日益强势的今天，中医学却遇到了“发展瓶颈”，或者说中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患了病”，由此还出现了诸多的“并发症”。所以对中医学而言，如何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今天更为迫切。
中医学之本是中国哲学
重新梳理和挖掘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中的哲学思想进而找到中医药学新的增长点，应是在新时代发展中医药学题中应有之义。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治病必求于本”，这是中医学施治的指导思想。“求于本”就是求于阴阳，而阴阳是一对“有名无实”的存在，所以中医学的施治理念其实是一种哲学诉求，具备“终极反思”的特征。如果把“求于本”这个指导思想推演开来考察整个中医学自身，那么，我们要诊治中医学发展过程中本身出现的“病”，也应该想到“求于本”这个指导思想。这个“本”是什么呢？显然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中国哲学。表面上看起来研习中医学不专注于“医”而研究中国哲学是在走一条弯路，殊不知，这才是真正解决中医目前窘境的必由之路，甚至可以说是“捷径”——当土壤肥沃、空气适宜、施肥浇水得当时，我们种下的那粒种子才会正常而不是畸形地成长。
儒、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基本定型的两汉时期已然形成，而中医学体系的成熟（《内经》和《伤寒论》的出现）也恰在此时。这不是巧合，而是经过“百家争鸣”之后历史选择的必然。所以，重新梳理和挖掘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中的哲学思想进而找到中医药学新的增长点，应是在新时代发展中医药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主要是指古代哲学尤其是儒、道两家思想中的认知方式、价值体系、评判标准等深层次的思维运作等方面的问题。
中医的“学”与“术”
“技术”在中、西医学中的内涵也是有差异的。中医学的“技术”固然也需要工具，但更侧重于与医者本身的能力、素养、眼界等主体人格相关的操作方式和施治方法。
当前往往把“学”、“术”并称，但“学”和“术”是不同的两方面。“学”是“术”的理论支撑和根基，“术”则是“学”的具体操作方式和外在展现。作为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在古代并不是“学”，而是“术”。此一点与西医并无差异。但西医作为一种“术”，其“学”（即理论基础）显然是现代意义上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科学。事实上，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物理学、逻辑学和形上学（即哲学）等较为细致的分科，而逻辑学又是现代科学产生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可是中国直到近代也没有从哲学中衍生出堪当大任的逻辑学科。当然，此种阐述并非全然指向传统文化的缺陷，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双刃剑”，西方流传的“芝诺悖论”中“阿基里斯永远赶不上前面跑的乌龟”则早已揭示出形式逻辑推衍中所存在的漏洞——单纯的线性思维一旦遇到无限性的动态立体时空便显现出其缺失。
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逻辑学，但却拥有超强的医者、医术和其他技术，同时也出现过逻辑学的萌芽：名噪一时的墨家学派（包括后期墨家）和公输班（即鲁班）可谓春秋时期先进技术的代表；后期墨家和名家学派的“名实之辨”及“白马非马”、“离坚白”等问题和命题已具备逻辑学的雏形。可以设想，如果二者的结合再加上统治者的真正支持，古代中国在很早就可以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但从传统文化格局基本定型时期的汉代以降，“学而优则仕”、“君子不器”等观念因得到政治的实际支持而大行其道，技术已逐渐沦落为“奇技淫巧”；“名实之辨”及“白马非马”等也被视为偏离“大道”的“诡辩论”而沦为末流。所以古代医者于世俗中的地位相当低，即如我们现在经常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的发明者也不例外。因此，古代很多具体的操作技术因缺乏理论家的积极关注和深刻总结从而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科学的理论体系（此需要逻辑学的发展与支撑），但却一直与经学密切相关。经学的核心，即古代哲学已实际成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
“技术”在中、西医学中的内涵也是有差异的。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在解决人类自身生计而面对自然时很早就出现了主、客二元化的对立。以此为基础，他们对自然（包括人自身）作对象化的研究时无论向外还是向内的探讨，逐渐形成以工具为依托采用层层分析的方式。由此，工具的改进和逻辑学的发展便成为必然——此时的“技术”便自然而然地向客观工具研发的角度倾斜，而如何运用工具和主体自身反倒是次要的。此一点及于医学便同样表现为对工具的过分依赖，即如马克思曾经断言的人的“异化”，即人成为机器的奴隶，甚至病人的肌体也被当作“机器”来对待。而中医学所谓的“技术”显然与此不同，其固然也需要工具，但这里的“技术”更侧重于与医者本身的能力、素养、眼界等主体人格相关的操作方式和施治方法——其对主体的凸显与西医迥异。所以，同样是“技术”，中、西医学中却存在指向的不同。西医常说“先进的技术”，而中医只有“高超的技术”。这显然是科学与哲学不同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差异。那么，在中医治疗中出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和“医者意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中医学的逻辑特色
将来并非是西医“吃掉”以哲学运思方式为特征的中医，而是西医越发展，中医也就会越繁荣——关键在于体现出其特色。
众所周知，西医乃至西方科学技术在逻辑上走的是一条反复归纳和演绎的路子。此一点中医学也不例外，只是两者归纳和演绎在含义上有较大差异。中医学的归纳和演绎与其说是归纳和演绎，毋宁说是一种哲学上的提炼和在哲学指导下的应用，因为中间缺失了逻辑学这个环节。中医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处于中国古代哲学而非现代科学的直接关照之下。所以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标准去衡量中医，无异于削足适履。从总体上看，老子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极度抽象的“道”就是归纳；孔子一方面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志于道”，另一方面又“罕言性与天道”，他把对“道”的体悟转换成朴素的言语来告知世人应该如何去做才算“践道”，其实是在“道”的指导下的演绎；《周易》既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通过阴阳两个符号及不同的排列方式使“道”得以朗显，同时又有安身立命的原则给大到国家、小到具体人生以指导。所以，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是通过老子的归纳、孔子的演绎和《周易》的既归纳又演绎在总体上以哲学方式而非逻辑学方式体现出来的。三者区别在于：易、老为中医学提供的是“土壤”，孔子儒家提供的是“空气”，后世所做是“施肥浇水”。
《易经》出现在殷末周初甚至更早（可推至伏羲时代）。阴阳并举的方式和极度抽象浓缩的符号表达使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孔子讲“易”并被“立于一尊”以后才被视为儒家经典。春秋时期，老子开创的道家学派，孔子开创儒家学派，儒、道两派就是“阴阳”的理论展现：道家崇阴，儒家崇阳；道家崇静，儒家崇动；道家崇柔，儒家崇刚；道家尚消极出世，儒家尚积极入世。正是凭借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一柔一刚、一出世一入世的圆融特征，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阴阳相济、刚柔并重、动静皆宜的圆融的动态平衡思想，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指导着中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当前，科学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以人为本”是其应有之义。但这里的“科学”不应理解为“科学主义”，而应该理解为“科学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人为本”已内在要求不能把人单纯视为机器。尤其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已经是一种共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西医采用“堵”、中医采用“疏导”的方式也并非新论，但就目前中医的处境来看显然并不乐观。我们应该意识到，如果说科学每前进一步，迷信总会退后一步，但哲学总要跟进一步，甚至有优先发展的必要性，那么，将来并非是西医“吃掉”以哲学运思方式为特征的中医，而是西医越发展，中医也就会越繁荣——关键在于体现出其特色。由此，我们只有本着科学精神而非科学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传统医学乃至传统文化，才能找到其新的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