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于平淡 勇于开拓——记中药药性理论研究专家高晓山
中国中医药报 2010-10-21
本报记者 张东风
开创性专著引导中药研究
“我不是科班出身。”面对记者的采访，不善言辞的高晓山说。
高晓山是学西医的，后来进入中医班系统学习了几年中医药，1962年被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是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退休前是中药理论研究室主任。
当年，在中药所这样的全国中药研究权威科研机构里，许多人都愿意搞实验、做研究；搞文献是个大冷门，大家都不愿意干，而西学中的高晓山被指派做中药文献研究。正是这个工作，为高晓山日后奠定了深厚的文献功底，赢得了中医药文献研究专业人员的尊重。
高晓山说，“因为不是科班，只好自己从头学，从读书做起。”高晓山记性好，做事极其认真，坐得住，潜得下去。那几年，他看了2000多份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文献。
后来所里让他转做中药药性理论研究，为此，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做调研，请教了30多位北京市老中医，了解对中药药性理论的看法及体会。1965年，他首先写出了《中药药性总论导论》。
中药理论的核心是药性理论。中药药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悠久，像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等等，但都散在于历代文献之中，那时全国还很少有学者做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而现代研究则起步不久，尚不成熟，实验研究仅部分开展，近乎空白。
高晓山：“我近20 年对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的心得、感悟都在书里了。”
南京药科大学等单位的一些同志找到高晓山，提议给研究生写一部中药药性方面的教材。就这样，高晓山联合全国其他中医院校专家一起编写了《中药药性论》。
这部专著90多万字，高晓山主编。它对古代和当代中药基础理论作了客观、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反映了中药理论的全貌，特别是与药性理论有关的新知识、新发展，提出了中药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思路与方法，尤其是中医药界广泛关注的中药毒性问题、剂量、十八反十九畏、妊娠和配伍禁忌等中药安全性方面问题的研究和探讨，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高晓山对记者说：“我近20 年对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的心得、感悟都在书里了。”
该书1992年出版后立即引起业内关注，上市3个月即售罄。此后仍不断有人询问购书之事。
中药所研究员李建荣告诉记者，这本书在国内至今也是领先的，可以说是指导中医药应用的一个理论大纲，是中药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现在全国搞中药研究的人都是从这本书里寻找思路与方法。我国“自然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专项、十一五支撑计划、973课题”等有关中药药性理论的立项及课题，都是以这部书为依据的。这些年来，总有搞中药药性研究的各地同行专程来请教高老师。
李建荣认为，编写这样的书难度很大，需要深厚的文献研究功底以及中医、西医、化学、药理、药性等各学科综合知识，所以此书之后近20年都没有第二本这类专著面世。
该书1994年曾获首届医圣杯国际中医药著作评奖委员会一等奖；1996年获第一届国家医药管理局优秀图书二等奖。1999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写出版《中华本草》，特聘请高晓山主编有关药性理论部分。其中，关于配伍、毒药、禁忌、剂量等部分都有新意。
70年代最先提出中药安全性问题
高晓山：“中药不是都没毒，但也不是都有毒。”
中药安全性问题今天已成全社会的关注热点，但在上世纪70年代，高晓山前瞻性地提出有毒中药、中药计量以及有毒中药计量与毒效的关系等问题时，很多业内人士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些研究，直到国外一再对中药毒性问题提出质疑，我国“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才开始了对有毒中药的立项研究。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黄连是国外封杀的第一个中药。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在没有确切依据的前提下，提出中药黄连能造成新生儿黄疸，引起窒息甚至死亡，而禁用黄连，并连带东南亚国家也对黄连禁用。
高晓山告诉记者，“中医始终在用黄连，并没有那么大毒性。我国南方多省都有给新生儿用黄连的习惯，俗称‘开口黄’。即用黄连水给新生儿抹嘴，认为可去胎毒。”他们组织各地同志协作进行的千人社会调查和追踪观察证明，新生儿或孕妇服用黄连并没有引起黄疸或类似核黄疸的症状，又通过动物实验也证明这一结论：黄连没有引起新生儿核黄疸的毒性。”
李建荣认为，高晓山的这个研究用科学数据证实了中药是否有毒，什么条件下有毒，什么条件下没有毒性，为应对国外没有确切依据地封杀中药，起到示范性研究作用，也给国外如何合理使用中药提供了依据。同时，怎样科学评价有毒中药，怎样在剂量上、病理生理条件下合理应用中药，该研究也在实验方法和理论上具有示范作用。
“中药不是都没毒，但也不是都有毒。” 早在1977年，高晓山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在《中草药中毒问题初探》(文献综述)中提出，“文献中认为大毒、剧毒的药固然有中毒、致死的，但小毒、微毒以致无毒的中药，同样有中毒病例发生而且也有致死的品种。临床应用，有毒中草药固然要谨慎，就是‘无毒’的，也不可疏忽大意。”
1983年，高晓山又明确提出应该正确理解中药的毒性记载，正确对待单、秘、验方，重视剂量问题，注意服用期限，关心品种问题，注意个体差异，加强预防中药中毒的宣传教育，管理和制度等8个与用药安全有关的注意事项。
高晓山提出，毒与剂量有关，不应将“中药有毒”与一般的“有毒”概念相混，也不应泛泛而论中药有毒，把传闻、误解等同事实。他认为，剂量是中药药性理论的基础。中药剂量限于种种因素不可能像化学药品那样精确，有必要就不同年龄段的老人、成人、小儿、不同体质特别是孕产期、不同病理状况，按不同道地、炮制、制剂等提出相应的剂量或参考剂量。
直至退休前，高晓山都在着力组织全国范围协作研订常用中药剂量。
为中医治疗急症提供证据
高晓山：很多中药在上消化道甚至口腔里就开始吸收了。
高晓山告诉记者，当年他们总结了建国后27年间390余篇有关中草药中毒的报告。
高晓山开始思考，中药中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过去认为中毒是在肠道吸收后，应该是在30分钟以上。但为什么很多中毒是在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发生了？这说明药物的吸收更早，也说明中药口服后有可能比中毒更早就发挥了药效，水溶性成分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起效。
他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可能中毒吸收不是在肠道，而是在食道就开始了。中药治急症时不是等到30分钟后才有效，而是很早就有效了。但是，现代医学的理论并不支持他的想法。《生理学大纲》明确写着：食道只能吸收酒精和水，不能吸收药物。
为此，高晓山申请了研究课题，并用动物实验证实，很多中药在上消化道甚至口腔里就开始吸收了。得出结论：中药有可能在更早时开始吸收，也可能很快发生作用。因此，中药有可能用来治疗急症。现代生理学关于消化道吸收功能的说法有必要重新核定。课题获得了1990年度中国中医研究院科学技术三等成果奖。
以药性理论为指导的这一实验研究，也给了社会上“中药口服起效慢”、“中医不能治急症”的说法一个有力的回击。
为中药配伍禁忌提供示范性研究思路
高晓山提出：正常人和病人服药后，出现的毒副作用、药理作用是不一样的。
十八反是中药配伍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也是高晓山领导的全国10个协作单位、上百人参与的一个课题。
参加了这一课题研究的李建荣告诉记者，在十八反研究方面，高晓山做出的重要贡献，一是提出了病理生理条件下的十八反，认为在不同的病理生理条件下十八反在人体反应是不一样的；二是提出反药妨碍治疗效果；三是提出十八反是有条件的相反，不同的病理模型、不同的病，反应不一样。
业内对于十八反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没道理，是唯心的；有的人说，古人也没肯定，建议废除。原因就在于以往的实验研究结果往往差异很大，无法说明问题。
高晓山首先提出，这些研究都是用正常动物做的。而正常人和病人服药后，出现的毒副作用、药理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有些反药正常人服用出现中毒，而很多医生却用反药治疗病人。而且，十八反并不止是18个药，而是有100多个药。
同时，他用实验证实了，人参芦确实可以妨碍人参的治疗作用——“人参与参芦相反”。并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对十八反药物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反药组对的应用，有可能妨碍治疗，有可能减少或抵消本可预期的疗效。应尽可能避免应用（或滥用）十八反配伍，这将减少医源性、药源性疾病的发生。1994年，这一课题获得了首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暨首届传统医学优秀成果大奖赛功勋金奖。
高晓山领导的全国协作课题组共同完成了关于十八反的论文108篇。证明了十八反不是绝对的配伍禁忌，大多数十八反组对只在特定的病理条件下显示不同程度的毒性增强或不良反应、不利于治疗的效应。大多数十八反组对在特定的病理生理条件下应用，可能发生不利于治疗或不利于恢复生理状态。应警惕某些十八反组对应用中潜在的或尚未认识的不良反应或危害。但某些十八反组对的特殊疗效，经过实验或周密观察后，应予肯定。
李建荣说，过去大家对十八反配伍禁忌的研究没有固定思路，不知道该怎么做，因此这个课题是开创性的，对配伍禁忌药物的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有关十八反、十九畏、妊娠禁忌等很多相关研究，多是借鉴了高晓山这个研究的思路。
2001年，73岁的高晓山退休了。此时，他已有论著12部，发表的署名论文已达180篇，研究内容还涉及了归经理论研究、本草文献研究、大黄等诸多单味药的研究。
但谈起为之研究40多年、付出毕生心血和智慧的中药药性理论时，他仍然露出遗憾之情，“中药计量是个大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应深入研究。我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地，中医药要走向世界，这一点不解决就拿不出去。”希望能将《中药药性理论》重新补充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