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国《东医宝鉴》申遗的再思考
中国中医药报 2009-12-14
编者按 韩国文化遗产厅于今年8月初宣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9年7月31日凌晨将韩国申请的《东医宝鉴》初刊本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消息传出引来国内中医界的广泛关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期“视点”刊出该文以期引发大家的思考。文章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 周彭 湖北省蕲春李时珍文化研究会
自韩国2006年用《东医宝鉴》一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时起，本人就一直充分关注并撰写了“由‘韩医申遗’引发的思考”一文，被《亚太传统医药》杂志（2006年12期）发表，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广泛的关注。
时至今日，韩国《东医宝鉴》已申遗成功，本人怀着万千感慨，撰写了“再思考”一文，供所有关注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各界同仁参考。
正本清源——
“韩医”原是“汉医”
韩国文化遗产厅2009年8月初宣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9年7月31日凌晨将韩国申报的《东医宝鉴》初刊本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这是韩国在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项目时的概述：
“《东医宝鉴》，东方医学理论与实践（大韩民国）。韩国1613年编纂的一部医学知识与治疗技能的百科全书，是由许浚受国王旨意，集众医家学者之力，主持编著而成。该项工作说明了东亚与周边地区医学的进步。作为一种卫生保健体系，她发展了预防医学和国家公共卫生理论，直至19世纪前，这一思想都具有前所未有的先进性。”
据考证，《东医宝鉴》于公元1595年编写，成书于1610年，刊行于1613年（朝鲜李王朝宣祖及光海君时代），是时任太医许浚等人历经14年编纂而成的一本医书。该书主要选集了我国80多种医学典籍分类编纂而成，如《素问》、《灵枢》、《证类本草》、《圣济总录》、《直指方》、《世医得效方》、《医学正传》、《古今医鉴》、《医学入门》、《万病回春》、《医学纲目》等，其中亦有数种朝鲜《医方类聚》、《乡药集成》等医学书籍。
《东医宝鉴》全书23卷，全部用汉字写成，分为内景篇、外形篇、杂病篇、汤液篇、针灸等5类。每卷又分子目，载有各种病症的病因，证候治法，药物及经络、针灸等相关内容，共计104项。
总体来说，《东医宝鉴》90%以上的内容均辑录自中国中医著作，并非原创。该书的贡献主要在于推动了中国中医药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但它并不是韩国新的医学体系产生的标志。所以，该书的准确定位，应是一批有作为的朝鲜专家学者怀着谦虚的心态学习中医后，从中医的文化中汲取养料所编纂的一本中医集成读本，以方便朝鲜人更简便地了解和学习中国中医药学的知识，更好地为朝鲜人民服务。
因为明代中国中医十分发达，医学典籍众多且各家学说较为繁杂，朝鲜人学习起来十分困难。该书主要作者许浚，以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指导，以济世活人为理念，并在明朝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完成《东医宝鉴》的编纂工作。从其书名来看，他对中国中医充满了敬意，书名提到的“东医”，即指“中医”，朝鲜沿袭至今。所以，《东医宝鉴》用现代的白话文来讲，大意就是“汇集东方医学的宝贝，是我们从事医疗活动所倚重的一面镜子”。
中国中医典籍
向古代朝鲜的传播
早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刘彻在朝鲜设立“汉四郡”时，中国医学就开始传入朝鲜。公元514年，针灸术传到朝鲜。公元541年，梁武帝应朝鲜百济王之请，派遣博士、工匠、画师等赴百济传播经义、阴阳五行理论及药物知识；公元561年，苏州人知聪携内外典、《本草经》、《脉经》、《明堂经》等164卷赴日，途经高丽，居留一年的时间，传播中医学，促进了中医学在高丽的发展。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博士2人，以中国医书《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教授学生，后又增加《新修本草》。不久中医的其他典籍如《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和《外方秘要》等医书也陆续进入新罗；公元796年，唐朝为普及民众的医药知识，颁行《广利方》一书，令各郡、县抄写流传。新罗得知后，即派使节向唐朝索求此书。
两宋时期，即公元960年～1279年的三百多年间，是两国民间医学交流史上的高潮时期。两国不仅互派使节、互赠医书，还有许多中国医生赴朝行医或教学，从而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高丽国遣郭元使宋，次年真宗赠送《太平圣惠方》100卷让其携归。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者任懿、白可信回国时，宋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100卷和《神医普救方》100卷。同年，又赠送高丽使者吴延宠《太平御览》1000卷。不久，《图经本草》和《和剂局方》也传入朝鲜。
朝鲜不仅收藏了大量从中国传入的医书，而且进行翻刻出版，使中医学在该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11世纪中叶，高丽刻了《黄帝八十一难经》、《本草括要》、《张仲景五脏论》、《肘后方》等中国中医学书籍。高丽高宗十三年（1226年），朝鲜医家崔峻以中国的《本草经》、《千金方》、《素问》、《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为基础，编纂了《御医摄要方》一书，更进一步促进了朝鲜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明清时期，朝鲜作为中国的附属国，频繁地向中国派遣大使、进贺使、谢恩使等使臣团，而中国也相应派出使臣回访。太宗十二年（1412年）八月，朝鲜朝廷将医书从百藏忠州府移至春秋馆时，其中有多部迄今已亡佚的医药书著作，如《小儿曹氏病源候论》、《五脏六腑图》、《新童秘要》、《广济方》、《陈郎中药名诗》、《神农本草图》、《王叔和脉决口义辨误》等，当初都是由朝鲜派遣使节到中国后，携带回国的。由于朝鲜“针灸方书鲜少，且无良医。凡有疾病，按图针灸，多不见效”，故在太宗十五年（1415年）四月，朝鲜派进贺使尹吴真入京请赐《针灸铜人图》，后于十月携带回国。朝鲜仁祖四年（1626年），仁祖在慕华馆为中国使臣举行送别宴，同时感谢中方赠予大量医书。
来中国学习中医药知识的众多朝鲜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有著书，为中医药在朝鲜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医家金礼蒙等用了两年多时间，对15世纪前的150多种中国医药书籍及其他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于1445年辑录成大型中医类书《医方类聚》266卷。全书分为92门，收方5万多首，每证有论有方。此书收方量仅次于我国的《普济方》（收方61739首），是古代国外医家编纂的最大中医方书。书中引用的资料，除采用中朝两国前代医家著作外，还兼选了古代传记、杂说乃至儒、道、佛等相关书籍的内容，其中有不少我国已亡佚的医药文献资料。
朝鲜光海君二年（1610年），太医许浚等编纂《东医宝鉴》23卷的成书与刊行，为中医学在朝鲜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两国之间这些成功的医学文化交流，使得中国大量的古代医籍传到朝鲜半岛，并得到其医学界的重视，许多珍贵的中医古籍被妥善保存、大量收用与精心刊刻，从而保存了一大批重要的中医古籍。
“韩医”是个伪命题
古代朝鲜岛在汉民族医学的长期影响下，几乎全盘接受了汉民族的医学传统，以此作为本民族医学的基础，创造出适合于本民族实际的传统医学体系。
不过，被称为“东医”的传统医学和韩国被改称为“韩医”的韩国传统医学，在总体上并未摆脱被朝鲜和韩国人称为“汉医学”的中医学的大框架。所以，“韩医”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医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累和理论实践逐渐形成的医疗体系，不是一本《东医宝鉴》所能改变的。所以“韩医”要独立于汉医药学之外，本身是民粹思想在作祟，完全是一种妄想。仅在字面上将“汉医”改为“韩医”，是不尊重历史的伪命题，充其量不过是“阴虚火旺”的表现而已。历史就是历史，不可更改，今天不能，将来也不能！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韩医”呢？“韩医”和中医的关系到底如何？
朝鲜半岛在历史上被称为箕子之国（史载是商代后裔箕子所立），历史上一直以“小中华”自居，在明朝帮助其平定倭乱之后，朝鲜一直奉明朝为宗主国，甚至在明朝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朝鲜人还均以崇祯年号纪年。汉字一直是朝鲜半岛数千年历史中的主流文字，就医学而言，也一直以中医为主，即所谓“汉医”，直至上世纪70年代，在论及传统医学时，韩国仍以“汉医”称之。直至今日，中医药学典籍《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等依然是朝鲜半岛的医学教材。
1986年4月，韩国国会通过《医疗正案》把一直存在的“汉医学”改为“韩医学”，换言之，所谓“韩医”之说，至今也不过23年时间。
韩国有关机构称：“韩医是吸取中国医学，在韩国独立研究、开发，进而发达的一种古代医学……近来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韩国固有的医学，因此应改称为‘韩国医学’。”而在韩国的网络上，“韩国的传统医学虽然和中国有点类似，然而是自然发生，自然发展出来的”一类的说法也不在少数。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对中医仍以“汉方医学”称之。一位日本医生说：“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无论韩国医学如何发展，如何兼收并蓄，都无法摆脱中医理论对其在根源上的指导。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韩国医学在中医的基础上融入了自身民族文化元素，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传统医学体系，但并不能说明就是其本民族所“固有”的。中国的医学流派众多，除主流学派外，还有藏医、蒙医、壮医等各有特色的派系，而韩医，最多也只能称为“韩国汉医学派”！
一个民族要得到长远的发展，一定要以客观公正的心态去正视历史，以谦虚进取的精神对待今天，以开放包容的热情去迎接未来，而不能凭借纂改历史的真实性来获取发展。“韩医”这个伪命题是不会长存的。
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后人应尽的义务！
还原历史真相
重塑中医形象
《东医宝鉴》的申遗目的，韩国学者韩大熙对此就直白多了，他说，通过申遗“先把韩学确立为我们民族传统医学的正体性之后，逐步向韩医学的圣地迈进”——也就是说，《东医宝鉴》的申遗只是“韩医学”正体性的“前奏”。
对于《东医宝鉴》的申遗成功，国内中医学界给予了宽容与肯定，并认为这本400年前完全以汉字编纂的“汉医学”著作成为“世界记忆遗产”，对中医著作成为“世界记忆遗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与中医典籍的申遗也并不冲突。
从韩国方面结合《东医宝鉴》发行400周年专门举行的“国际韩医博览会”上的宣传，不难看出他们态度。韩国试图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真实性的尊重上。把一本内容九成以上均为中国中医药的医书说成什么“韩医学的集大成之作”是不实的，不妥当的，而试图通过此书的申遗以确立“韩医学是韩国传统医学的正体性”的想法，显示了对两国历史文明发展进程的无知。
鉴于此，对此事我们不能仅在形式上轻视，更要在行为上重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诸国本认为：“中国将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并列作为国家卫生事业的基本格局，这在当代世界卫生事业和医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为了将中医向世界推广，让世界了解中医，中国社会科学院罗希文教授历时30余年，将中医典籍中最著名的16部经典全部译成英文，包括《黄帝内经》（精华本）、《本草纲目》（全文）、《千金方》（精华本）、《伤寒论》（中英对照全文）、《金匮要略》（中英文对照全文）、《伤寒论五百医案》、《金匮要略三百医案》、朝鲜《东医宝鉴》（中英文对照全文）、朝鲜《医方类聚》（精华本）、日本《医心方》（精华本）等。其中6部已出版。
这些中医典籍英译本的问世及其他多译本的继续问世，必将还原历史的真实，同时也将证明“韩医”主要源自于中国中医学的事实。
中医药复兴任重道远
中医是关于生命与疾病认识的传统知识与实践，来源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古老信仰。中医是由经过专门训练或家学传承的“医师”所特有，他们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或身体外在的表现来认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运用望、闻、问、切等方法诊断疾病，使用多种天然植物和矿物配制药物，并采用针灸、推拿、拔罐、导引等多种方法防治疾病。在中国，民众自愿接受并喜爱这种医疗方式，将其视为中国中医药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前，随着健康理念的变化和医学模式的转变，西医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不断被发现，而生化药品的研制成本高昂，人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到天然药物上，希望采用天然药物来治疗疾病及得到保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在中央对发展中医药事业作出了一等系列重要部署后，中医药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不过，由于西医药从诊断分析到疗效评价都有客观定量标准，便于文化传播，致使“中医西化”的现象十分突出，使“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无法落实到实处，中医的从属地位显而易见。只有进一步认识文化是中医发展的深层动力，临床疗效是中医药发展的根本，才能使中医药的特色优势逐渐弱化和临床医疗趋于萎缩的状态得到扭转。而对发展比较迅速的中医养生、针灸、按摩、推拿等产业，则要加强中医药传统文化及相关技术等一系列工作的辅导、治理和规范，以避免其边缘化倾向。
目前，我国不少中医医院有名无实，热衷于西医西药，中医医疗活动鲜少，独立治疗的病也越来越少。这一状况应尽快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另一个让我们深省的问题，是农村中医药人才的匮乏及天然药材的逐渐稀少，加之中医药药材种植产业链的弱化，从而制约了中医药的医疗及预防保健体系的建设。农村中医药的发展从未像今天这样衰弱，曾经孕育了中医药文化的摇篮，正逐步变成限制中医药文化发展的瓶颈。
加强我国中医药文化建设及科学普及的工作，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次上，一定要深入到每一处乡村、每一家农户、每一个人的心田。无论我们的中医药传播多么广泛，如果丧失了中医药赖以生存的根，都是得不偿失的。
后记
2009年10月28日召开的中国—东盟传统医药高峰论坛上，东盟10国官方代表在谈到本国传统医药发展的时候，无一例外地认为中国经验对本国传统医药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对外敞开大门，使我们了解了中国模式，从中国经验中认识到传统医药的价廉和可及性，传统医药在菲律宾越来越流行。”菲律宾卫生部传统与替代医学研究所总干事朱奇奥·夫多那说。
“中国中医药的很多做法我们非常赞同，我们发布指南规范中医药的治疗，调查中医药的售后情况，进行毒性研究，认识到中草药的毒性没有化学药强。”文莱卫生部健康促进中心医药服务局传统与替代医学部蔡桂云做如上表述。
马来西亚卫生部传统与替代医学部穆罕默德·祖基立·阿波替夫介绍，有69.4%的马来西亚人一生中使用过中医药。
缅甸卫生部副部长斑梭说：“中国在中医药大学机构的设立和课程设置方面对我们都有启示，我们将模仿中国可行的做法。”
新加坡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苏成吉介绍，新加坡卫生部于1997年设立中医药管理局，2000年通过传统中医药法案，承认中医药的合法地位；随后成立中医管理委员会，确立中医师注册制度。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学习中国经验最广泛深入的国家，在东盟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大宁认为：“我们将通过论坛交流经验，增进了解，分享信息，相互启发，提高对传统医药领域交流合作重要性的认识。”
中国传统医药文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的大道。“中国—东盟传统医药高峰论坛”的区域文化交流模式值得进一步推广，应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外交影响，尽快搭建“中国—非洲”、“中国—欧盟”、“中国—亚太”等地区的传统医药交流平台，加强多元文化的融合，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传统医药体系的精深与博大，让类似于“韩医”的国家文化意识的剽窃行为不再出现，让人类文明理性的光芒驱散贪婪的阴霾，从而构建和谐文明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