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出名门逞家技 誉满京华两代情——记孔伯华与孔嗣伯
中国中医药报 2009-12-30
□ 马小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今年6月，我与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们一起前去探望中医专家孔嗣伯。虽然作为孔老的医疗助理近年来我经常能与他见面，但工作之余，孔老基本已处于半隐居状态，所以这次能跟随电视台前去采访，我很兴奋。顶着父亲孔伯华“四大名医”的光环，孔嗣伯为人却一直低调，这么多年来极少接受采访。这次的破例，我想，与时下国学复兴的背景不无关系，也许老看到了希望，认为时逢盛世，传统振兴，愿意将他父子两代京城行医的经历与有识之士分享，所以才同意接受采访吧。
挤进狭小的电梯，同行的主持人忍不住发问：“孔老怎么会住这儿？”疑问不言而喻：一位这么有名的医生，一位名医世家之后，怎么会住在这么拥挤的住宅楼里？“他毕竟是一个中医大夫而不是商人，所以没有住在别墅群里，而是住在居民楼里。”我的回答打破了沉默。走进孔嗣伯家里，他已经精神矍铄地在客厅等候我们。随着主持人开始提问，我们的思路也跟着孔老回到过去。
追忆父亲往事
关于孔伯华，官方的记载是这样的：字繁棣，号伯华，别号不龟手庐主人。生于1884年，卒于1955年，享年71岁，精于文史，尤善歧黃，乃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因善用石膏著称，时人誉之“石膏孔”……在我看来，这些客观的记载简单而冰冷，难以表述后面承载的丰富历史和那个精彩绝伦的人物；而在孔嗣伯的叙述中，那段历史和真实的孔伯华慢慢出现在我们面前。孔伯华的一生至少与中国近代史上3个重要事件有关，这3件事都与中医关系密切：一是廊坊防疫。1918年廊坊一带流行瘟疫，病情凶险，逼近京城，孔伯华与杨浩如等率医疗队前往防治，控制了疫情，成绩卓著。事后诸位同仁总结防疫工作疗效，分别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一书十卷，刊行于世，成为中医防治传染病的重要著作。二是与“费止中医论者”的斗争。1929年汪精卫担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时，国民党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的决议，引起全社会的公愤，全国中医药代表齐聚上海，孔伯华作为当时华北中医界的代表，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据理力争，最终要求政府取消这次决议。三是自费办学。1930年孔伯华返回北京后，深感中医兴亡当务之急是人才教育，于是联合中医界同仁成立北平国医学院，萧龙友为董事长，孔伯华任院长，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中医学院的建立，吸取了大量北平国医学院办学的经验。
正是因为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孔伯华才得到京城百姓的认可，名列“四大名医”，孔嗣伯认为这项荣誉是京城百姓对父亲的最高褒奖。作为孔子第74代子孙，孔伯华饱读诗书、家学渊源，不仅在学术上有真知灼见，而且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勇气。他从临床疗效出发，为“石膏”鸣不平，将石膏这味“虎狼药”广泛用在内外妇儿诸科，甚至妇女妊娠期间，均收到较好疗效，以事实确立了石膏的新用法；在面对废止中医论者的挑衅时，他没有置身事外，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培养后学，作为名医，他没有独善其身、狭隘保守，而是积极开展民间办学，努力培养后继人才，体现出大家风范……正是这样的为人，折服了患者和医界同道。在孔嗣伯的记忆中，父亲性格慷慨好施，怀有一副“医者父母心”的悲悯心肠，他同情怜悯病人，虽然是京城名医，但却经常无偿给穷人看病，垫钱给穷人买药，孔家门诊甚至常年给早起挂号的病人无偿提供早点……现在有些北京的老患者还记得当年孔家乐善好施的故事。自费办学后，学校开支很大，孔伯华常以个人诊费挪补办学开支，并对跟随侍诊的学生无偿提供食宿，虽然他常年门诊，门庭若市，却常常入不敷出，每到逢年过节，家里甚至要四处借贷，孔伯华守着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信条，先向自家人借贷，所以孔家经常出现老先生向仆人、车夫、厨娘借钱的戏剧性场面。就这样，在那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乱世，孔伯华靠自己的医术独立支撑起一大家子和一大摊事，实践着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者梦想，最终疾劳成疾，一次出诊归来后，一病不起，卒于北京，享年71周岁。先生遗嘱：“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尽之志……”
就这样，自学成才、悬壶济世、民间办学，孔伯华一生“两袖清风，家无恒产”，真正地把医术和财富献给了京城人民。
子承父业从医
回忆起父亲，孔嗣伯尊崇备至，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论是自小的国学教育，还是走入临床后的耳提面命，很多教导让他终生受益。譬如他提到孔伯华教导学生要“兼收并蓄、博采众方”，提出如果落于狭隘的门户之见，则不能吸收别家所长。孔嗣伯说，父亲自己就读过大量的医书，很善于学习，石膏的使用就是在《伤寒论》、《医学衷中参西录》和日本《黄汉医学》的使用基础上，不断学习摸索出来的。这种包容的态度，使得孔嗣伯对中医界历来不断的学派纷争，很少介入，始终保持一种“少一些争议，多做些学问”的态度，对所谓“经方派”和“时方派”，“伤寒”和“温病”的区分，也是强调学术发展，不强调学科分割。他认为时代是发展的，中药的品种范围在扩大，在用药上有很大余地，那么就不应该在辨证上再做人为限制。
孔嗣伯的人生道路是父亲替他选定的，少年即随父侍诊，让他走上了从医的道路。此后，不管世事如何风云流转，他始终遵照父亲的安排，恪守为医的本份，默默地工作在临床一线，北京老百姓也如当年接受他的父亲一样，接受了他。初见孔嗣伯，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很受患者拥戴，却很低调；看上去很平凡，却又与众不同。是言谈中显露的渊博谈吐，或是举手投足间与众不同的气度，或是临证举重若轻却绝不张扬的从容……此刻，面对主持人反复追问的“当年是否叛逆”，“如今是否后悔”，孔嗣伯无从回答，在传统家庭中，子女对长辈的服从是第一位的。而现在回顾自己的一生，孔老认为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想，以孔嗣伯聪颖的天资和良好的家学背景，从医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否则孔伯华的仁心仁术，岂不缺了一位传人，北京城不又少了一位好大夫吗？孔嗣伯在经历大半生坎坷磨砺后，深感“医者仁术”的职业魅力。最后，我们追问他对中医的展望，他认为：“中医好，西医好，合起来更好，合起来也最难……”
采访结束了，走出孔老的家门，已是傍晚，卒然间涨满心头的，是孔氏家传的仁心仁术，是他们父子两代对京华百姓的绵绵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