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诊治传染病战略浅议

中国中医药报 2011-07-07

□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中医诊治传染病的经验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并且有伤寒、温病等不同学派，其防治传染病的辨证方法、诊治策略虽各有不同，但皆有效。当今时代，传染病流行时中医界的积极参与救治，效果令人刮目相看。但是，中医诊治传染病战略方针的制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执固定证型方药

不利于中医发展

近年来每次发生传染病，中医界的做法往往都由几个专家讨论，提出几个证型、治法、方剂，尽管有统一行动、便于观察的便利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是这些方剂如何与历史经验对接？继承的是哪一派的精华？很难说清楚。其次是如何与西医沟通，如何让人民大众明白为何要这样做，也不容易说清楚。

笔者认为，制定这样几个固定证型方药，不利于解放中医界的思想，难以启迪学术创新；让一线中医对号入座，把辨证论治简单化，长此以往，经历几次传染病之后，中医界将难有收获。

战略要突出中医特色

中医诊治传染病的战略构想，首先要突出中医特色。尽管传染病的病原体一般为细菌，或者是病毒，但是中医诊治的指导理论，不能是“杀菌、抗病毒、提高免疫力”，而应该是中医的传统理论。假如以“杀菌、抗病毒、提高免疫力”为理论指导，就必须“先实验室，后临床”，这样一来就无法使用汤药进行防治传染病的预防服药和临床治疗，而必须使用中成药。因为有些中成药事前做过一些实验，有一些数据勉强可以应对，而辨证之后组合起来的汤药就没有这些数据。并且，假如陷入“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所谓标准之中，就会被这些框框束缚手脚，不能“药随证转，随证治之”了。中医临床灵活使用汤药的方法，就将变得不符合要求，而大有被废止的危险。因此，在指导思想上，西医的理论不可做“事前引领”，但可以做中医之所以有效的“事后说明”，一定程度上能解决中医为何有效的问题。

新研制的清开灵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参脉注射液、丹参注射液等，都是中医现时代的成果，也应该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法则，将其纳入传染病的诊治活动之中，按照证情需要，有选择、有阶段地针对病机使用。

承接历史精华方可发展创新

以中医理论为指导，首先应该是能够承接历史精华，便于继承前人经验。伤寒、温病学派相争几百年，在现代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应该放弃相互之间的论争，共同协同起来进行有效防治。

把伤寒与温病逐渐融合为热病，就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待伤寒与温病之争，把它们统一到热病的旗帜之下。因为伤寒与温病学派的争鸣，仅仅是“方法之争”，不是不同疾病的“领域之争”。举例来说，不论是SARS，还是甲流，不是伤寒与温病的区别，而是发病类型、证候表现、治疗法则、应用方药的差异。这样就为伤寒与温病的融合创立了条件，也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

国医大师郭子光教授日前在“重庆首届国医名师大讲堂”上提出，寒温统一，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将会水到渠成。随着传染病防治实践的不断深入，也就为寒温统一提供了条件。每一位参与一线防治的中医人员，都应该能够根据自己对伤寒温病理论的学习与应用经验，开出符合病情的汤药，而不必经常翻阅专家们提供的几个方剂。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在2003年中医界迎战非典的时候，大声疾呼“战胜非典，我们有一个武器库！”这个武器库里，包含了历代医家的学术成就，而不仅仅是某几个证型方药。

中医历代医家的经验是可贵的，更可贵的是他们的探索精神。张仲景、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面对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做出了他们的成就，而今的中医人，也应该在防治传染病中有所发展和创新。因为，我们有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